国际煤市“好声音” 加税减产控出口

其理由是:我国在地方由人民选举产生地方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 并由后者选举产生地方人民政府, 负责承担地方行政事务, 这体现了地方自治的要求。

这样，哈贝马斯就从语言学转向表面上的毁坏中恢复了客观性经验的可能性，由此也恢复了道德理由和道德经验的可能性。规范的履行存在于它的非违反中，而价值的履行存在于通过目的行为对它的成功追求中。

人事通达的人们为什么以及如何可能让他们自己竟然去希望有这么一种同时满足这两种要求的办法？在我看来，宪法契约主义论证的所有践行者，包括哈贝马斯在内，都将我们的希望寄托在一种特定类型的动机归因上面，也就是在总体上将一种受人喜爱的动机归于人们身上。它同时也是在一国人民中，对什么方式的宪法解释将被运用的正在进行的、合理的异议。我们需要考虑这样的附带条件意味着什么，以及它们如何起作用。然而，哈贝马斯也不是仅仅在谈论人们对纯粹抽象的、理念性的宪法观念所具有的信念。它们存在于这样一种洞察之中，即当争执或误解的各方进入到言语交流中的时候，用哈贝马斯的话说，双方就必然从他们各自的观点出发分享了关于聚合点（a point of convergence）的假定。

[16] 【德】于尔根·哈贝马斯：《道德认知内容的谱系学分析》，载氏著《包容他者》，15页。但是，接下来我们不得不问，是什么首先促使各方达成承诺的，或使承诺看起来对他们是有可能的。[12] 与质疑合法性的学者相比，支持合法性的学者[13]不仅寥寥无几，发表的论著也非常罕见。

公法直接对个人行为进行合法性判断。[86] 这样的做法，回避了许多概念上的争论，在实践上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在概念和体系上还是会存在问题。还存在既不是法律禁止的也不属于法律行为的行为，比如时效取得地役权。其他两点技术层面的质疑理由就不用再说了。

温德莎伊德也强调，法秩序允许该法律后果产生，是因为它是法律行为的行为人想要的。[18](2)如果能够相信，上述民法译著足以代表相应时期的苏联主流观点，那么，就法律行为合法性问题，我们对于苏联的认识也许就有调整之必要，因为在此传统中，恰恰是支持法律行为具有合法性特征的见解占有主导地位。

[32](5)法律行为概念无体系价值，对科学毫无价值。[20]Vgl. Werner Flume, 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 Bd. II: Das Rechtsgesch?ft, Berlin 1992, S.29-30; Georg Arnol Heise, Grundriss eines Systems des Gemeinen Zivilrechts: zum Behuf von Pandekten-Vorlesungen, Heidelberg 1807. [21]Vgl. Georg Arnol Heise, Grundriss eines Systems des Gemeinen Zivilrechts: zum Behuf von Pandekten-Vorlesungen, Heidelberg 1807, S.29 ff. Vgl. auch Werner Flume, 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 Bd. II: Das Rechtsgesch?ft, Berlin 1992, S.28-29; HKK/ Schermaier, vor §104, Rn.3, S.356-357. [22]Vgl. HKK/Schermaier, vor §104, Rn.3, S.356-357; Christian Friedrich Mühlenbruch, Lehrbuch des Pandekten-Rechts, Bd.1, Halle 1835, S.178-179; Karl Adolph von Vangerow, Lehrbuch der Pandekten, Bd. I, Marburg/Leipzig 1863, S.115-166; Georg Friedrich Puchta, Pandekten, Leipzig 1877, S.75 ff. [23]Vgl. 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 System des heutigen R?mischen Rechts, Bd. III, Berlin 1840, S.3-6。虽然他不把法律行为作为违法行为的对立概念，但是在他的分类里，两者的界限是清晰的。[41]法学只能把这种行为叫作法律行为：产生某种法律关系并且因此能拥有一个法律保障的存在(Existenz)的行为。

虽然一个错误的答案并不是答案，一个失败的证明也不是证明，但是我们还是会说，这个答案是错的，这个证明是失败的。法律行为的本质在于，一项旨在引起法律后果的意思在起作用，法秩序的裁决在认可这项意思的情况下在法律世界实现行为人所意欲之法律塑造。因此，我们的这些质疑意见，完全没有击中要害。温德莎伊德没有解决的是法律行为概念太过宽泛的问题，尤其是法律行为和违法行为的区分问题。

在概念的精确性上，保留合法性要件的做法更具优势，因为它具有使法律行为容易区别于其他行为的优点。然而，第一种技术层面的质疑理由本身也不足以要求排除合法性，因为完全可以认为只有有效的法律行为才是合法的，可撤销和效力待定的行为因为不符合法律规定，所以不是合法的(正因如此才会产生效力上的问题)。

[78] 一般认为，《德国民法典》的法律行为概念采用了温德莎伊德的理论。这个修辞或者用语问题，本身就不是个问题。

王利明也认为，明确法律行为在性质上应当具有合法性还是必要的，但一定要将合法性限制在一个严格的范围内。[81]第二，法律行为是私人意思表示如果行政机关自身不采取积极有效的内部机制和措施，就无法使法律得以充分实施。再则，其它以前在官方网站都有的行政机关的公告、通告或备忘录之类，很多都不见了。[3]这是根据《行政公开令》而在白宫官网上创建的一个实施行政公开的门户网页。[19] 但正如Peter L.Strauss教授所言，对此也不必过于担忧，毕竟联邦信息公开法犹在，对此特朗普政府必须遵循。

【摘要】 《透明与行政公开令》是2009年1月20日奥巴马上任美国总统后签署的第一个总统令。但对外部的管制规则，即对行政机关外部公民进行管制，增设他们权利义务的，那情况就不一样了。

但另一方面，也要靠行政机关自身的积极作为。[12]自2011年起笔者一直在陆陆续续收集美国较经典的行政法教科书，到目前为止共收集了20多本。

（2）提高政府信息的质量。显然，新总统在行政公开的问题上采取了与前任总统截然不同的举措。

而且还可能被少数民众滥用，带来讼累。诚然政府信息公开会增加政府的很多负担，带来不少的麻烦。克林顿卸任总统后，小布什总统通过13258总统令和13422总统令对其进行了修改，然后奥巴马总统又通过13497总统令废除了小布什总统的修改并返回到12866总统令的原貌，最后又通过13563总统令对12866总统令进行了补充。第四，在45天以内，每一个行政机关必须确认，并在网上以开放形式公开至少三个具有高价值的数据集。

为此，笔者仔细翻阅了最近出版的6本当前在美国较流行的行政法教科书，但都没有对行政机关内部的指令和规则应通过什么方式和程序来制定、修改和废止的阐述。在多元的价值冲突面前，我们必须进行全面衡量，并做出明智的选择。

Peter M.Shane教授则认为确立雄心[18]比较容易，但要实现雄心却是另外一回事了。3）公众对行政机关的《行政公开计划》进行建议。

最后一个很值得我们借鉴的是其提出的行政公开文化的养成。[14]Peter M. Shane教授则专门对联邦通讯委员会对《透明与行政公开令》的实施状况以及碰到的问题进行了研究。

同时《信息质量法》还要求各行政机关要根据总统管理与预算办公室的指导规则，制定自己的信息质量指导规则。对此，有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更为艰难的是，面对这些海量的信息，行政机关必须在行政公开、个人隐私保护、商业秘密保护和国家安全考虑等这些价值相当且相互冲突的要素中，做出明智而公正的选择，这绝对是一项折磨神经的工作。但至少说明，规则的强制虽必不可少，但人的观念、人的自觉意识的养成也是非常重要的。

[9]其具体内容，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不再赘述。以及美国著名行政法教授、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法学院的Peter M. Shane教授。

所谓开放的形式是指通过普通的网络技术就能检索、下载、索引和搜查公开的政府信息。（4）创造高效的行政公开的政策机制。

这也就意味着，特朗普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处理奥巴马一号总统令。[16]另外，一些非政府组织对此也进行了评估。